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意蕴与价值追求

［摘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来看，现代化既是一场持续性、世界性的社会革命，也是一场人自身的革命。尽管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创造了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但这种现代化是以资本为内驱的现代化，其结果是以“物本”支配“人本”，从而导致了人的发展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的现代化，它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以“人本”代替“物本”、“人—自然—社会”协同进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资本；人的全面发展；现代社会

［作者简介］赵义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项目编号：20VSZ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现代化是标识人类文明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的核心术语，它表达的是人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总体性历史过程。作为一个代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概念，现代化在不同学科或民族话语中具有不同意蕴。按照西方学者的常用说法，“古代—中世纪—现代”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它展现了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长时段过程。由于西方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关系、交往行为和思维方式发生剧变，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致于人们往往把西方化、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同义语或代名词。实际上，尽管西方现代化推动了传统社会向工业化、都市化的转型，但这种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以资本为驱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预想的“另一条道路”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概括起来，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主题，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的新型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改变了现代化问题的基本版图。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涵摄在一般现代化范畴之下，具有共性；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曾一度被认为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意味着过去被当作现代化之“一般”的模式（西方现代化），实质上也是一个“特殊”，即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特殊”的理解；第二，对现代化之“一般”和共性的重新理解。

一、人类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现代化主要描述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转型过程，它表征的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生产方式、制度模式发生的大跨度大范围的功能性变迁。这种变迁不是局部的、表层的、断裂式的转型，而是一场世界性、深层次、持续性的剧变。“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1}当然，伴随着现代化带来的社会革命，人类自身也在经历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要理解现代化所带来的这种革命性变革逻辑演进，需要将其放置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把握。

一方面，从人类生产方式的演进来看，现代化处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变的特定阶段。现代化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中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表达。那么，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或主要标志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一般规律中去探寻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及其发生过程。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集中论述了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从马克思的这个表述可以看出，社会形态演进是一种动态的继起过程，但也不排除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关系，而现代化的发生机理和生成逻辑正处于这种历史的继起或并存关系之中。继起意味着人类进入现代化阶段的必然性，这是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要求，马克思通过考察人类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的变迁过程，认为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与马克思冠名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生勾连，即现代化就是人类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一词是与“前资本主义”相对的概念，而人类进入“现代”的标志就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的确立。所以，马克思认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3}。可以说，马克思语境的“现代社会”就是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与结晶，而“现代”所指称的历史方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常论及的“资产阶级社会”。另外，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把“现代”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他通过对“前现代”与“现代”的比较，强调他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现代化就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为标识的历史过程，由于“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是从古代社会的经济中发展而来的，所以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因此，从社会形态的视角看，现代化就是从前资本主义进入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是西方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化”，即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各种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而这一过程正是西方现代化的普遍道路。“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并存虽然是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多样性的揭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的形式可能是并列成一排，类似于地质在特定时期所具有的层次性。这意味着现代化除了西方主导的模式外，可能也应该存在其他非西方的模式。

现代化是剧烈而持久的社会变革，它率先发生在西方，其内生动力是资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逐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5}，“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6}。这与资本的本质特征有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资本不等同于货币，能够带来剩余价值才是资本区别于货币的本质差异。对于资本而言，是否存在剩余价值，是一个关系到它生死存亡的事情。这就造成了资本的革命性：“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7}马歇尔·伯曼正是基于马克思的这段描述，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作为他那本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著作的书名，以此来概括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现代社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流动性，正是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逐。资本不仅要有剩余价值，而且是多多益善。剩余价值的实体也是价值，最终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交换价值作为一种数量关系，具有趋向无限大的趋势。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追溯了资本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种形式。首先是协作，资本通过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增殖，其次是分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由此获得相对于其他资本家的生产优势；但正是机器大生产才真正实现了机器对人手的替代，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将劳动简单化机械化，使劳动实质地从属于资本，从而使现代化在西方真正得以实现。“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8}

显然，马克思把不同于“前现代”的生产工具（蒸汽机、棉花加工机）的变革视为形成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从而把英国看作现代化的最早典范。由此可见，西欧现代化不是偶发的历史现象，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的必然结果。然而，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生产方式的变革都必然引发现代化的实践效应，相反，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的基础之上，才会引发持续而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在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是其主要标志，“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9}。由此可见，现代化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鼓吹的西方化、欧洲化，而是世界性的历史流变，它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具有世界性的示范意义。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极富洞见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不仅开辟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还开辟了世界市场，创造了“工业城市”（Fabrikstadt）和“世界城市”（Weltstadt），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可见，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现代化是由现代生产方式特别是现代大工业引起的，它是世界历史生成的另一种表达，这一过程不是商业化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化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

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视角看，现代化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马克思指出，现代化在显性意义上是现代生产所催生的商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在隐性意义上，现代化是人从依赖性走向独立性的过程，即人不断打破血缘共同体的限制，从狭小范围和孤立地域不断解放，在扩大的共同体或地域中建立普遍交往，最终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1}。所以，现代化不仅体现为社会的变革，更体现为人自身的变革，实现人的存在状况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转变。现代化的启蒙意蕴正在于它促进了人的觉醒，使人从自我依赖或群体依赖走向了个体本位、自我独立或物的依赖。现代化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就是人获得了相对独立性。

但是，由于西方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是资本，人犹如资本战车上的“俘虏”，人在资本的世界里必然“受抽象统治”，发生劳动异化和精神颓废，这表现为人在现代社会的动物化和物化。

第一，人的动物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描述了现代社会劳动者沦为动物的存在状况。自由自觉地活动构成了人的类特性，然而在资本主导下，劳动者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类特性，而仅仅是维持自己的肉体存在，“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12}。马克思对人在西方现代社会动物化的描述，应和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人性的规定。例如，霍布斯将“自我保存”规定为人最根本的权利，斯密则将人规定为自利的经济人，费尔巴哈将人规定为感性的人，在人的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他们都强调人的物质层面，这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层面。这种为自然需要和必然性所支配的人造成了人的利己主义，“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3}。由此，使人失去了他作为公民和社会存在物的高贵性，变得无诗无爱。“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4}

第二，人的物化。《资本论》及其手稿将“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没有区分地翻译为物化。这里的物既包括人劳动产生的产品，也包括没有经过人加工改造的物。马克思对人在现代社会的物化正是在这两重意义上使用的。首先，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现代社会实现了人的独立，但借助资本对分工和交换的推动，同时又生成了普遍的交往关系，但这种交往关系是借助于商品和货币的中介实现的，最后造成了商品和货币反过来支配人，“我们彼此把自己的产品看作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而且也支配自己的权力，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产品顽强地不服从我们自己，它似乎是我们的财产，但事实上我们是它的财产”{15}。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转变为物与物的交往关系，甚至人的社会关系被物所取代，而这种关系又进一步被错认为物的自然属性。“在现代世界里，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16}另外一层物化则是日本学者平子友长所分析的，人本身变成了物（Verdinglichung）。“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17}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之一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其他的商品一样具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其次，还在于资本家本身也物化，“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18}。因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被异化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19}将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当作自己的力量所在，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物化已经渗透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不仅如此，良心、名誉、信用等人的品质乃至人的阶级关系和所处社会地位都由物及其交换价值决定。

由此可见，现代化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是现代生产促发了社会剧变，带来了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另一方面是现代世界由于资本的介入，使人的关系发生异化，诱发了人的迷失。正是在现代化的双重逻辑中，马克思看到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反差：“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0}。尽管现代化是人类走向文明开化的重要体现，但马克思对这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及其诱发的社会矛盾，表示出强烈抗议，在他看来，现代社会颠倒了人与物的关系，人沦为了物的手段。

因此，现代化既发端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逻辑中，也内蕴于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之中。现代化在人的发展形式上，即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但人依然无法通达“自由个性”，其根本缘由在于，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无法解除“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死扣，无法化解资本驱动的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的悖论。这正是马克思批判西方现代化的深层原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理论前提。

二、西方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的悖论

依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西方现代化仅仅只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模式，而不是人类现代化的通用模板。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内驱的，资本不仅是西方现代化的内在推力与现实表征，而且已经深深内嵌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控制、主导现代社会的至高存在。在资本驱动的现代社会中，资本把“人的关系”贬黜为“物的关系”，把“人是目的” 倒转为“人是手段”，把人的“自由劳动”扭曲为“异化劳动”，最终引发了现代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一，现代国家与人的矛盾。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是现代资本和现代私有制催生的结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现代国家是与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与现代私有制同本同源，它看似消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权、自由和民主，但这种历史进步性仅仅体现为它代表的是少数人的权利，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权利。马克思举例说明：“现代国家的最完美的例子就是北美”{21}，但它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现代国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22}在资本外衣的包裹下，现代国家并不是要实现资产阶级标榜的道义承诺，也不是政治解放的最高形式，相反，它是完全虚幻的形式，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在这种虚幻共同体中，由于资本的介入，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产生了分裂，体现为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作为这种分裂和对抗的结果，置身于虚幻共同体中的人发生了二元分裂：“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23}人的这种双重生活和二元分裂正是西方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所在。在资本统治的现代国家中，人看似是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可以占有自己的本质，获得人权和自由，但在市民社会中人却堕落为虚幻的存在物，成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人在这种共同体中彻底兽化、工具化，甚至“沦为牲口”。所以，作为现代化的政治结果，现代国家是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被国家抛弃的人，现代国家只为私人利益服务，是守护私人利益的工具。人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不可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的矛盾。现代化最大的症结是人的问题，而资本是诱发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人原本是世界的主体，但在资本主导的现代世界里，作为人的特殊对象物，资本取代了人的主体性，而作为主体的人则物化为资本的“物件”，降格为依附于资本的生产工具或生产条件。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使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4}。作为物的代表，资本成为连接人的关系的中介，成为普遍的牵线人。在现代化的生成过程中，资本（物）通过增殖实现了“人格化”，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而人则走向了物化，成为“物象化”存在，人转而对物顶礼膜拜、全面依赖。所以，在资本主导的现代世界中，“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5}，人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人的权力，而人本身，即物的主人，则表现为物的奴隶。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带来的苦果，归根到底是资本的增殖性、扩张性和反人性造成的。因为资本本身具有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这种欲望是资本永不停歇地运动和进行扩张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把资本的这种运动描述为持续的自我扩张和增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催生了以金钱为核心的普遍关系和道德价值，最终加速了社会两极分化，引发了普遍分裂和阶级对抗。

第三，“资本权力”与“人的生命权利”的矛盾。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扮演的是一种社会力量，形成的是一种资本权力，主导和控制了整个社会关系，人只能卑屈于资本权力的统治，丧失了自我权利和个人自由。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它是西方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权力体现在社会关系中，即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在资本权力统治的地方，人的劳动权利受到限制，服从于抽象权力统治，人不得不屈从于资本，由此带来的后果即“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26}。西方现代社会的资本权力不仅挤占人的劳动权利和劳动自由，而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侵犯了人的生命权利，因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生存权、生命权的支配，因为人的劳动，是人的生命力的消耗和生命力的支出，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人的劳动发生异化，“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化”{27}。资本推动的现代化就是一种使人非人化的社会力量，这种现代化本身与人的劳动逻辑和生命权利是格格不入的。当今世界，资本权力已经转变为一种全球统治力，哈特将之称为“帝国的全球权力”。在此背景下，作为现代化的政治延伸，资本主导的西方帝国以生命权力（资本权力的新延伸）为统治逻辑，而广大劳动者被笼罩在资本权力的世界秩序之下，成为“诸众”。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与西方现代化的抬高资本、异化人性相比，中国式现代化乃是“非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道路属于超越型或后发型的现代化，它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在空间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在实践上依托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运动，在路径上突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自由市场+政府调控+现代国家机构”的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特色在于尽力规避资本逻辑的困境，激发人的主体自主性，在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的张力中找到平衡点，从而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悖论，为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

第一，从性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逻辑为导向的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中，资本是本题，人是副题。马克思倒转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中本题（资本）与副题（人）的关系，强调人是主题，资本和其他物是副题，人类真正的现代化就是要走出资本逻辑的“铁笼”，把捆绑在资本战车上的人还给人自己，把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为此，首先就应该“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8}，只有打碎传统所有制（包括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才能建立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现代所有制。显然，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就是由无产阶级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9}，就是把人从资本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所以，马克思建构的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质，就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其理论立场就是把人从资本诱发的非人状态或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扬弃人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根本主题。一方面，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背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坐标来看，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中国早期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30}，是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被迫卷入型”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深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侵染，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主要以“欧化”“美化”或“西化”为模板，这种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是被动性、盲目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其出场的历史背景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资本逻辑的渗透。后者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富强为整体目标的现代化，其话语表达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最新目标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现代化深刻彰显了人的发展逻辑，其根本目的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31}。另一方面，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32}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33}。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就是实现人的美好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发展。

第二，从发展动力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动力的现代化。人类现代化有不同的路径，也有多重动力源。就现代化的动力要素而言，主要有生产力、技术、资本、制度、文化等，概括起来就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其中非经济因素中，人的因素不可或缺。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是“经济导动型”的现代化，其中的内生动力是“工业革命+资本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人民的主体选择、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导向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以人民的整体思想变革和利益需求为前提，以人民的主体愿望为动力。中国人民在比较和选择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开辟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性质上区别开来。它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道路为主题，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聚合为统一的目标，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开创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发挥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与党的领导、国家建设的有机统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解释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4}。

第三，从结构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主线的“并联式”现代化。如果说西方式现代化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轴心，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轴心，“在财富分配上精心制定一种性质上不同的原则”{35}，坚持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导向，牢牢把握住两个原则：一个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另一个是坚持共同富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是“绝缘”的，而是准确调试了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共同富裕的大前提下充分利用、激活资本的文明面，服务于现代化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选题样态，在世界历史坐标上赋予了现代化多选题样态，走出了一条以人为中心，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协同推进的“并联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之“式”就是开创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样式”，新就新在摆正了资本的位置，从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串联式”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逻辑中把“人的现代化”与“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统筹起来，形成了以人为目的的 “复合式”“并联式”现代化方案。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整体性的全面现代化，在这种整体性现代化中，起牵引作用的是人的发展。习近平强调：“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6}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凝聚民智、共建共享、协同推进、和谐共生、天下大同的本质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现代文明逻辑。

四、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奠基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世界现代化历程中的独特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内核上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实现的是人的解放。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题和行动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的梦想和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这一独特价值，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放使命和价值意蕴，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一现代化道路必将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生机与活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开创新的广阔空间。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走向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当代实践。在现代化谱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运用，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开拓和提升，这一现代化道路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精髓，并在实践中赋予了中国特色。从宏观视角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高度现代的解说”{37}。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本驱动的现代化，其核心目的是建构由人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8}显然，“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以人的解放为价值旨归的哲学论题，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立论之基。马克思主义超越旧哲学的地方正在于它开辟了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目标的解放道路，这一道路是超越“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替代性方案，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哲学层面的核心价值。如果说“市民社会”是资本驱动的现代化的前提，那么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的新唯物主义则是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指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中，西方现代化的一切冲突和矛盾的根源正是资本逻辑及“市民社会”，其解决办法只能是摧毁“市民社会”进而走向“人类社会”，最终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异化，建立由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那么为什么说建基于“市民社会”的西方现代化是需要被扬弃的呢？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39}。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以及资本驱动的现代化的批判更为深刻，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40}，要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必须建立“人类社会”，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41}。马克思的这一现代化构想在中国历史中的直接表现就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可以说，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中国是一个真正以“人类社会”“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为价值目标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在21世纪高举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以人为本哲学逻辑和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现代化国家。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设想，开辟了一条以“人本”替代“物本”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实现“人—自然—社会”三维和谐共生的新形式。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人—自然—社会”是与现代化直接关联的三大要素，在这个三维一体的系统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42}。在历史中，“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43}在现实中，人是推动现代化的主导力量。“现代化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人自身的现代化最为重要。”{44}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资本的霸权作用，“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45}，人受制于资本，资本成为控制“人—自然—社会”的抽象物，并通过宰制人、圈占自然和渗透社会的形式获得了虚幻的主体地位，从而诞生了“资本拜物教”。所以，在资本主导的现代世界中，资本已经完全摆脱了驾驭它的“缰绳”，它不仅打破了“人—自然—社会”三维和谐共生的局面，而且还通过刺激人的欲望制造新的拜物教。资本逻辑遮盖下的贩卖人口、走私、色情、暴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行径，已经严重困扰和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下，反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46}。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坚持“全面协调现代化战略”，正确调置了资本在“人—自然—社会”中的位置，把社会和谐稳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支撑点，通过经济转型、精准扶贫、生态治理、全球治理等举措把人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超越资本逻辑引发的负面影响，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路。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从“物的依赖性”走向“自由个性”，追求真善美的境界，提供了新的选择。一方面，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的多维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且民主、法治、环境、尊严等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也得到了极大满足。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人民精神追求的新空间。这主要表现在国家的制度之美，社会关系的人伦之美，人与世界关系的天人之美，个体人生层面的人格之美等四个方面。由此可见，与其他道路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自己的“终极追求”，更有着眼于全体人民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现代化的最大优势是巨型人口社会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47}可以说，这一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趋同性、霸权性和单一性，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崭新的中国文明形态，为跨越全球发展鸿沟、实现全球正义提供了中国方案。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聚合在一起，创造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新文明，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注释：

{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4-5.

{2}{7}{9}{10}{13}{28}{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34，35，36，34，52，44.

{3}{16}{20}{25}{26}{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9，137，51，207，59.

{4}{17}{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135，90.

{5}{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8，927.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

{8}{11}{12}{14}{19}{21}{23}{29}{38}{40}{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8，538，160，30，261，584，30，185，502，160，63.

{15}{27}[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A].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82，171.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

{30}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再版序言９.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9.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

{3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64.

{35}[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张景明译.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40.

{36}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求是，2021(9).

{37}[英]阿尔布劳著，高湘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8.

{39}[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30.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4.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0.

{44}{47}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现代化的中国道路[J].社会学研究，2017(6).

责任编辑：周青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2年第1期）